成本價 – 凌汛:朝內大街1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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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1
  • 頁 數:134
  • 字 數:100000
  • 印刷時間:2014-1-1
  • 開 本:16開
  • 紙 張:膠版紙
  • 印 次:1
  • 包 裝:平裝
  • 叢書名:
  •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020101474
  • 圖書>文學>名傢作品圖書>文學>中國現當代隨筆

 

編輯推薦

  1977—1979珍貴的文化遺存   作傢、作品、出版的歷史遺照
馮驥才三十年的情愫,激情地抒寫那個時代的場景、氣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勇氣、真誠與純粹。

 

  人民文學出版社已建社六十多年,所在地朝內大街166號這座中國文學標志性建築大樓即將拆除,這裡見證瞭中國新文學及出版的歷史,承載著很多作傢編輯的記憶。我社曾經出版過《朝內大街166號——與靈魂相遇》,主要記述人文社老一輩編輯的在復雜的政治和文學的風雲變化中的個人的人生起伏,獲得瞭很多讀者的高度評價,此書不斷再版。本書是作傢馮驥才從作傢的角度講述歷史節點上的文學出版生態,其中的人與事令人感慨,也少有人記述。本書是為這座即將消失的大樓樹立的另一座碑,一份珍貴的遺存。在今天閱讀市場如此變化的情況下出版本書,不光是對過去文學的一份紀念,也是對圖書出版,以及那個時候的編輯和作者的情誼的一份紀念。
本部作品以回憶的方式,詳細記錄作者在朝內大街166號兩年的生活,也兼及瞭當時文壇的很多重大事件。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史料價值,因為作者目前的身份和即將拆的大樓受到全社會的關註,以及現在對圖書閱讀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使這部作品有可期待的社會效果。

     備註:以購買實物版權頁上的出版信息批次等為準。

  內容推薦   《凌汛:朝內大街166號(1977~1979)》記錄作者1977-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的人和事。書中有大量具有史料價值的珍貴舊照,是乍暖還寒的季節不可或缺的見證。在那個年代,這些記憶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帶著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來到人間。 作者簡介   馮驥才,浙江寧波人,1942年生於天津,中國當代作傢和畫傢。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傢協會主席。其文學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五十餘種,其中 目錄 序
一、借調式寫作
二、一屋子作傢
三、後樓的生活
四、一個詩人的自我拷問震動瞭我
五、擱淺
六、”馮驥才是反革命瞭!”
七、堅硬的冰面在頭頂上裂開
八、兇猛的凌汛
九、文代會後離開瞭朝內大街
十、又短又長的尾聲
附件:
1.《祝紅燈》·韋君宜
2.馮驥才與嚴文井的通信
3.《關於短篇小說的一封信》·屠岸


一、借調式寫作
二、一屋子作傢
三、後樓的生活
四、一個詩人的自我拷問震動瞭我
五、擱淺
六、”馮驥才是反革命瞭!”
七、堅硬的冰面在頭頂上裂開
八、兇猛的凌汛
九、文代會後離開瞭朝內大街
十、又短又長的尾聲
附件:
1.《祝紅燈》·韋君宜
2.馮驥才與嚴文井的通信
3.《關於短篇小說<雕花煙鬥>的一封信》·屠岸
4.《記韋君宜》·馮驥才
5.《風景裡的山峰》·馮驥才
6. 馮驥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和發表作品目錄

在線試讀部分章節

  新時期文學一直是充滿爭議的。尤其是初期,至少一半有影響的作品都進入爭鳴作品的名單。那時文壇有一個奇怪的詞匯叫“突破禁區”。常說某某作品突破禁區。因為在“文革”寫悲劇、寫愛情、寫性、寫人性、寫中間人物、寫污點軍人、寫污點領導等等都在被禁之列。在今天看來幾乎荒唐乃至荒誕的事,那時卻壁壘森嚴,必須頂著炮火去爆破,炸藥包就是作品。盡管三中全會已經全面否定“文革”,極左思潮還像倒春寒一樣時時要把已經開凍的江面重新凍上。文學的會議往往陷入意識形態的博弈。馮牧和陳荒煤被一些死硬和僵化的人物視做右派的首領。歷史證明,他們確實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往往我跑去參加某個會議,實際上是想聽聽馮牧或荒煤又拋出什麼破冰的話語。馮牧是被年輕作傢圍著的人物,他敢為一些好作品仗義執言。他本人是散文傢,同時在文藝界位居高官,是中國作協的書記,知情於政壇,在意識形態鬥爭猶然兇險又敏感的漩渦裡,他擔心一些沖得太猛又富於才氣的年輕作傢受到傷害,擔心某件事處理不當而成為極左思潮反撲的話柄而擾瞭大局,所以他總是憂慮重重緊鎖眉頭,難得一笑。我最早見到他是在1978年中越戰爭剛剛結束時雲南的開遠。我和畫傢劉勃舒等幾個年輕人在一個軍隊營地的食堂裡,看見一個壯年人在竹林間的草地低著頭踽踽獨步。我們之中有人認得他,我隻在人文社的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聽他在臺上講話,我們過去和他打招呼,他一抬頭,一臉憂鬱,這憂鬱的形象如同定格一樣成為我對他的“永遠的印象”。他和我們簡單說幾句,看我一眼說:“你個子太高,別往邊境上跑,那邊還會有冷槍。”大傢都笑瞭,他臉上還是沒笑容。看上去他挺不好接近的,其實不然。這年深秋《文藝報》在新僑飯店召集會議,會場不大人卻很多,馮牧一臉嚴肅走進來。他說他剛從上海回來,他在上海開會時,拿到瞭剛出版的《收獲》,晚間在賓館裡讀瞭我的中篇小說《啊!》,受到震動。他說這是近期“文革”題材作品中相當深刻的一部。他還分析瞭我寫的那個內心殘忍、善於心理訛詐的人物賈大真,然後他略沉思一下,話鋒一轉說:“如果小說再有一個與賈大真對抗的正義的人物,就會更有思想高度。”散瞭會,乘電梯下樓的時候,評論傢閻綱說:“馮牧同志的意見你不必聽。‘文革’中能有和賈大真這種人作對的人嗎?如果加上一個正面人物,小說悲劇的力量就全完瞭。”電梯裡還有別人說:“生活的真實性也完瞭。”我當然認為閻綱的意見對,馮牧的意見荒謬。但馮牧是懂文學的,他深知心靈的虐殺才是“文革”反人性的本質,才是小說致力挖掘的;但他身在官場,更知道我這部小說以整人的人為主角是犯忌的。所以他在表示贊成這部小說的同時,必須把另一面的話也說到瞭。後來全國首屆中篇小說評獎,最初有人提出將《啊!》列為一等獎,馮牧說:“還是放在二等獎中間的位置吧,因為領導可能要翻翻看一下,隻會翻一等獎的,不會翻二等獎的看,不惹眼才保險。”這樣《啊!》獲瞭二等獎。我卻從中看到馮牧的用心、苦心、處境的艱難和他的文學立場。 曾見有人著文,批評新時期初期的文學政治太多。我看瞭覺得可笑。我想這一定是“非‘文革’經歷者”的價值判斷。哪裡是文學政治多,而是生活充滿瞭政治。“二戰”後德國最初幾年的“廢墟文學”不也全部充滿政治嗎?像伊特·艾希的《盤點》、博歇爾特的《面包》和《大門之外》、伯爾的《無主之傢》、格拉斯的《鐵皮鼓》等等。從大災難後荒蕪的文壇滋生出的文學,必然帶著一代人的心靈的傷痕與陰影。從災難逃生的人,最先一定是控訴苦難與譴責罪惡,而且隻有身處那時代的人才知道拿起筆時,筆管裡裝滿瞭什麼,寫出來需要怎樣的內心勇氣。在那個媒體相對受約束的時代,文學選擇站在生活真實和時代前沿的位置。為此,文學從來沒有過如此廣闊和巨大的讀者群,從來沒有與讀者出現過如此強烈的碰撞。記得當時我和一位作傢交談作品的讀者效應時,都感受到一個細節常令我們感動不已——就是一些讀者的信打開時會發出沙沙聲;因為讀者是流著淚寫的,淚滴紙上,寫好折上時,紙有點黏,所以揭開時發出這輕微的、令人深深感動的聲音。1979年8月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作傢的社會職責》。我說:“作傢有責任詰問社會與生活,代言於人民。”也許以今天的文學觀來看,會認為這種寫作是非文學的——其實是非純文學的。但各個時代彼此不同,當底層小百姓無法表訴他們心靈的苦難時,有些作傢必然會以筆為其代言。再說,文學的功能多種多樣,對文學功能的選擇聽憑作傢自己的,這樣才會有各樣不同的作品。比如1978年獲獎的短篇小說中,盧新華的《傷痕》和賈平凹的《滿月兒》就如槍筒與竹笛,相去千裡。當然,我們的“傷痕文學”與德國戰後的“廢墟文學”一樣,真實又粗糙,內容大於藝術。那一代作傢都是剛剛度過文化空白的“文革”,沒有寫作準備,所表現出的先天不足勢所必然;當時文學包括社會的語言環境都蒼白又僵硬,怎麼會去講究文本的創造與文字的精致?然而,它卻真實地記錄下人們的心靈,以及時代的氣息和特有的文學精神,它像歷史的任何一步,都是不可復制的。但歷史不走出那一步,就不會有下面的一步。它對當時正在覆滅的“文革”起著摧枯拉朽的作用。 這一時期,我給自己的硬任務是盡快將《神燈前傳》整理出來,特別是《鋪花的歧路》發表後,我已進入“傷痕文學”的大江大河,不會再返回歷史長篇的寫作中。盡管由於思想的解放,《神燈》的寫作與《義和拳》已有天壤之別;盡管我至今還對那個混亂、焦灼又詭秘的時代,誕生出一批頂著神佛的名義毅然站出來保傢衛國的津門老少男女,心懷敬重和神往;盡管那些少女組織紅燈照、寡婦的藍燈照、中年孀婦的黑燈照和老年女子的沙鍋照,至今還是謎團。但我必需先把她們放在一邊,因為我心裡已經有瞭類似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那樣宏大的構想,叫做《非常時代》。“文革”生活和當時的“秘密寫作”留下的那些積累是我十分雄厚的寫作資本。1979年我總是在京津之間來來往往,人文社後樓有我固定的床位,我隻要走進朝內大街166號大門,就像回到我的另一個“窩兒”——精神的巢。天津的文藝創評室反而很少去。我把《神燈前傳》的書稿整理好交上去,邢菁子、李景峰和韋君宜三審都看過,都說比《義和拳》強太多,我便大著膽子請韋君宜寫幾句話作為序言,我真實的想法是作為一個紀念,紀念她恩師一般扶持我,母親一般關愛我,也紀念我對她的敬重。她答應瞭,寫瞭一篇短序《祝紅燈》,文章很質樸又真切,她沒怎麼誇贊我,我卻從中感受到她對我的愛惜。這期間,我還寫瞭幾部中短篇小說。有的短篇如《雕花煙鬥》是在人文社寫的,發表在人文社當時創辦的大型文學期刊《當代》上。《當代》的名字起得頗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而且很快與《收獲》、《十月》、《花城》並列為最具影響的四大文學刊物。《雕花煙鬥》刊出後,編輯部一位副主任、詩人屠岸給我一封信,打開一看原來是他所寫的關於《雕花煙鬥》的評論。他喜歡這篇小說,可能因為小說更接近這位詩人唯美的氣質。屠岸是人文社裡離我較“遠”的一位。他儒雅、平和、低調,有一點孤獨感。我在社裡兩年從未與他說過話,隻是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寫作,忽聽樓裡有人叫我幫忙,說屠岸在辦公室病倒,要馬上送醫院,我跑到他辦公室,見他面色蒼白,冒汗,表情很痛苦,我上去將他背在背上,那時我年輕有勁,一直跑下樓把他放在車上。他又涼又濕的頭靠在我脖子上。我讀著他的評論,心想就這一位與我似乎較陌生的前輩對我的寫作竟如此關切用心,我和人文社的關系已非語言可以盡述瞭。那個非凡的時代,那些人,那些生活和真情與激情永遠也找不回來瞭。幸好人生最美好的東西一直保存在懷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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